不论从学术规范看还是从做好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看，加藤弘之、箕作麟祥对包括1815年字典在内的《华英字典》中涉及power、authority对应译法的汉字名词，都有特别予以注意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拒腐防变。[2](p.104)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不难看到，近年来，法学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专题的学理论文相对较少，深入进行法理分析的论文几乎没有。

[7](p.21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就是因为它善于深刻把握人民的长远利益，绝不简单地做人民的尾巴主义者。[14]在这方面，巡视巡察还创立了专题巡视巡察形式，它的特点是闻风而动(有点类似古代的风闻弹事)，出其不意，哪里有反映就奔向哪里。依规治党虽然可以把党纪挺在前面，抓早抓小，但党纪处分是一种资格罚，最严重处分也只是开除党籍。①参见郝铁川：《法治随想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3页。落实抚恤优待政策，加强政法干警医疗保障，加快推进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参加工伤保险制度，切实保障干警休息权。

第三，党的领导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思想保证。这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执掌重要权力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职责所要求的。法律经验研究从中受到方法论滋养，形成了法律生活秩序研究和法律运行过程研究两种典型进路。

四是外在条件对法律实践所构成的制约，包括宏观的历史背景、现实结构和微观的社会基础、民众素养等，从而理解法治实践的资源条件或约束。在中国法治建设早期，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来自西方，很多法律规则也借鉴自西方，法学知识体系、教育模式和研究思维也多从西方学习而来，这导致有关法律和法治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与社会大众的生活存在差异。与村治现象类似，法律现象发生在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生活逻辑中，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它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是纠缠、交融在一起的，无法简单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应该从社会生态中进行考察。从而，将研究法律现象的重心确定为：理解法律现象的内在机制，理解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过程、后果和内在逻辑。

社会人类学把所谓的异文化当成与本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的实体加以理解，并通过异文化去反思本文化的局限，从而开放地吸纳本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事物。这正是法律经验研究的时代机遇和时代任务。

如此，不少领域的法律缺乏稳定性，法律预设的社会生活秩序也难以生成。从经验个案出发，但研究并不局限于个案，而是着眼于微观场景和社会关系，上升到对法律现象的一般性讨论，进而论及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在经验基础上分析法治实践。国家政权推动立法，其意图是通过法律来重组社会生活，立法工作在职权上由全国人大主导，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常常是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律运行过程是这些层面的要素相互结合、综合作用的产物，法律制度的研究仅仅着眼于规范层面，很难理解复杂的法律运行过程。

20世纪90年代，苏力在讨论秋菊的困惑和强奸私了现象时，就触及这一主题。因此，司法过程的经验研究，可能需要围绕法院和法官展开。由于司法干预社会的能力有限，法律实施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从中央到基层的政府系统。这既是一种知识论，也是一种认识论。

在利益维度之外或之后，法律生活还可能关联人生与人心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心态、精神、价值诸层面。法律通过规范行为来引导人们追求幸福生活，这种幸福生活在终极意义上关涉人心安顿，体现精神和价值追求。

如何有效执行法律，提高法律实效，使法律规范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目标得以实现，是执法系统需要面对的问题。法律与这些要素紧密关联，法律的运行受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理解法律现象必须关注这些要素。

法律生活秩序的研究进路 法律生活秩序是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生活的条理、次序和状态，具体包括：有关法律规则的社会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自洽或不自洽的，法律规则是如何安顿或难以安顿人心的，等等。理解这种生活状态和秩序模式，需要从社会生活的整体出发，需要对特定社会群体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进行全景透视，将法律现象置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景中进行整体理解。上述几个方面都很重要，尤其是司法过程和执法过程的研究。他还从实地调研出发讨论基层司法，考量司法体系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知识紧张关系，讨论基层司法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总体目标中的作用。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至今仅四十多年，提出依法治国至今仅二十多年，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至今不到十年。苏力的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法律社会学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今天法律经验研究中的不少人都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

今天，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人的活法和过日子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着眼上述方面，法律经验研究可以理解法治是如何具体展开的，理解具体的人在法律制度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逻辑，理解法律在社会中实践的过程、后果和内在逻辑，理解法治实践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

以往的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否合适，往往成为问题，需要重新检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往往通过参与法治实践，观察法律现象，深度访谈当事人和知情者，掌握饱和的经验材料，从而理解当事人的法律生活经历，把握法律现象的形成发展，解析法律制度的实践过程。

在转型社会，常规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有效性降低，既有的法律规则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质疑，因此在制度层面需要重新立法，在知识层面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复杂性。其中，不仅牵涉规则与社会的关系、法律与体制的协调，还牵涉规则背后的价值观念、民众心态、生活逻辑等，对这些现象、过程和问题的理解十分重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是从理论关切回应现实，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层面反思现代性的法学话语及其制度基础，切入问题的方式不是政治或政策式的，而常常是微观的，关注人的基本生存境况。中国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在法律实施中，更是起到明显的主力作用，力图通过贯彻实施法律来达到立法的预设目标。人类学他者的眼光，强调站在当地人的视角，以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世界。

行政执法一般由特定的执法机构实施，实施中大多存在再规划和规范细化。本文将以笔者及所在学术团队的研究体会为基础，梳理法律经验研究的主要渊源，探讨其主要研究进路，以增强法律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因此，法律要实现改造社会的重任，更多通过行政系统执法来实现。在此方面，法律经验研究有着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等难以比拟的优势

法以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杨氏提出，法律是由国家强行之人类共同生存规则之一种，人类应服从于国家权力之下，苟有悖戾法律，国家即可出其权力以制止之。

在现有的一些法理学教材中，这些重要法学概念都是以虚幻的外延复合型权利为定义项关键词加以解说的，片面性和脱离中国法律实践的情况极其明显，它们或许都应该以法权为新的定义项关键词取代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重新阐释。[98]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附法学基础理论教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特别是其中第437—456、605—620页。[65]又如梅谦次郎，认为公权者，在于国或国之一部，于其资格权利，及于国之构成之资格之权利也……如征收租税等项是也。从历史文献看，权力 在我国古代以其本体的形象出现的次数比权和权利似乎更少一些。

[98]这些改变的认识价值，在于整个教材体系开始正视权力且让其贴近中国法律实践，回到了平行型权力的本来位置。现于《尚书》《论语》《孟子》《周礼》均为0次。

但这不能是常态、只能是短暂的过渡状态，须服从和服务于以公共机关身份行使权力的需要，在完成了必要商品、劳务等价交换过程后应返回公共机关的位置。这些基础性命题会涉及对法、法律行为、法律事实、法律责任、法律关系等重要概念和观念的重新认识。

（2）权限，它是宪法、法律文本表述权力的辅助形式，使用次数较少。[33] T.D. Wools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 New York：C. Scribner co.， 1871， pp.140-141. [34] 同前引[32]吴尔玺『国際法：一名万国公法』卷五，箕作麟祥译（弘文堂藏版，1873—1875年）27-28页参照。